二是确证公民担负维系共同体重任的具体义务类型，如公民纳税、服兵役、劳动、受教育等义务。

如果仅仅理解为形式意义上的法律似乎难以自圆其说，怎能只遵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呢？其他的如行政法规之类的均可以不遵守？因此，它是从立法体系的角度来说的，是除宪法以外的中国所有的实质性法律，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包括第70条中的法律委员会所用的法律一词也是如此。

第（三）项规定，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这里的法律并没有明显的保护或限制色彩。3.法律解释是不是实质法律？ 法律解释分为立法解释，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这里的法律也毫无疑问，只能是形式意义上的法律。）《法官法》第7条第（一）项也明确规定，法官应当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

效力   法律一词的含义向来有颇多的争议，有实定法上的法律，也有自然法上的法律。宪法第124条中人民法院的组织由《人民祛院组织法》予以具体化。[3]可是，根据现行有效的《环境保护法》第13条第2款、《环境影响评价法》第25条，[4]环评审批并非审批机关可自由裁量是否豁免的事项。

[23] 《行政许可法》第20条规定：行政许可的设定机关应当定期对其设定的行政许可进行评价。本文将聚焦以下五组关系，揭开现行立法不足以解决其中难题的缘由所在。3、公众和专家充分参与的民主商议。[8]   二、回顾：常态化规制的立法设想 痼疾既然早已存在，并非没有明眼人识之。

结构性困局的核心在于：一种试图让政府瘦身、转型的改革，基本上是由中央决策层启动、由政府自我主导的，而《行政许可法》寄希望的集中收拢设定权、加强公众参与、提供自由主义标准以及事后跟踪评价等，在现行的体制结构之中，无法对政府自我革命形成足够的持续的动力、压力和制约力。给《行政许可法》装上利齿的制度设置，还需要更加细致的设计，甚至可以有别的方案。

在英语文献之中，这一词语的含义尚未得到完全一致的认识。于是，在议论具体行政审批事项的设定或存废问题时，经常以社会自治不成熟为由支持设定或保留行政审批。[19]这一方案背后潜藏着对立法与行政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安排。同时可以规定，如果在一定期限内签名附议达到相当人数规模，行政改革委员会就必须将其纳入研究计划和议程之中。

若证明不宜调整，则恢复法律施行。[14] 原卫生部于2011年颁布实施《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该规章第22条第3款规定：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的具体范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公布。[19] 参见《行政许可法》第14、15、17条。当然，过程的公众参与并没有在根本意义上取代设定机关的最终决定权，只是对后者形成某种程度的制衡。

开放的研究计划和议, 程设置是为了增加行政,, , 改革的外, 在动力渠道，以使其不受限于简单的行政自我启动。[34] 《行政许可法》第15条第2款规定：地方性法规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应当由国家统一确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资格、资质的行政许可。

简言之，其涉及到政府审批事项的精简。除此以外，从中央到基层，包括国务院各部门在内的其他国家机关，皆无权以任何形式设定许可。

[22] 参见陈端洪：行政许可与个人自由，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5期。然而，中国司法的现实地位与作用，使其几乎无力审查法律、法规、规章乃至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设定的审批是否合法。与研究事项相关的行政部门应当在资料收集提供、问题咨询等方面积极配合行政改革委员会的工作，若存在懈怠、敷衍或欺骗之情形，行政改革委员会可以反映在其报告之中。[26] 如今国企仅占中国GDP的25%，但其他部分并非都能纳入私企经营。宋华琳：部门行政法与行政法总论的改革——以药品行政领域为例证，载《当代法学》2010年第2期。2010年至2014年1月，集中了6个批次。

专题的行政改革研究报告针对的是专门事项，就该事项所涉的问题、成因、可能的应对方案和理由、立法或修法建议等予以论证。三个问题看似相互独立，实质却彼此牵扯，尤以事项的存废为根本。

参见傅思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法制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第86页。看得见的政府之手似乎依然过多、过深地干预市场与社会，阻碍着中国经济、社会更深层次的变革。

地方改革试验之中，有些表面上所称的程序改造，实际是就实体的审批事项进行整合，是通过削减不必要的显性和/或隐性的审批，以提速办事流程。[25] 此外，以市场经济为目标导向、持续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迄今还是没有改变国主民次的格局，市场主体大多数都属于公家身份或公私混合身份。

在数量指挥棒之下采取避重就轻策略，牢牢把住关系重大利益的行政审批事项，减放已经没有多少利益可言、或者利益权重相对较轻、或者利益牵扯相对简单的事项，而在运动浪潮之后，在量化指标不再被关注的时候，催生新的行政审批事项。例如，在此轮改革之中，环评审批的减少和提速，获得不少地方的青睐。[10] 《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强制法》的实施准备期皆短于《行政许可法》，只有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的实施准备期为1年半时间。中央决策层为使改革纳入制度化、常规化轨道，解决前文所揭问题，也想到了自文革结束后、以立法推动变革和重整秩序的主流思路。

对行政自我规制的关注、对行政任务实现的关注，作为两条交织的研究路径，共同衍生了新的视角和方法。然而，这是否表示行政审批改革已经走上常规之道，尚难下断言。

参见丁茂战主编：前注5，第148-149页。为使可能限制市场、社会主体行动自由的行政审批合乎设定的民主性与必要性之要求，立法者设置了以听取个人或组织意见为核心的公众参与机制。

政府或者担心社会自治的发展动摇执政根基，或者不愿意放弃附着在政府干预身上的利益，或者忧虑社会组织缺乏自治能力。本文既然借用行政宪制主义概念，也可以保持同样的聚焦，但这丝毫不意味着行政宪制主义是中国宪政发展的最核心。

这是涉及中央与地方、立法与行政、地方各级之间关系的结构安排。崔卓兰、卢护锋：行政自制之途径探寻，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1期。当然，由于每个国家的宪政历史都有其特殊性，有着一般、抽象目标的行政宪制主义也会展现出法律文化的面向。当代行政国家，宪政主义的全景图不仅仅只是公民自由权利的守护与促进、国家权力（包括横向与纵向）之间的分立与制衡，以及主要通过立法、司法实现宪法的具体化和变迁，还包括了行政体系和过程内部的结构设计，以及这种内部结构嵌入外部国家权力间结构形成的复合结构。

然而，细察这三个向度，关乎政府重塑、市场/社会再造目标实现之根本的，当属事项存废无疑。不得设定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登记及其前置性行政许可。

这种整合亦即事项之精简。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可以对已设定的行政许可的实施情况及存在的必要性适时进行评价，并将意见报告该行政许可的设定机关。

当中央立法对审批事项进行统一规定之后，有着成熟市场、社会机制或者政府事后管理能力提高较快的地方，在改革政府、废止审批事项方面就会遭遇中央立法的障碍。福建省环保厅免除了道路养护、单纯路面改造等 42 类民生基础工程的环评审批，台州市对诸如软件研发类、户外广告类、农村宅基地建设等环境污染少的项目免于环评审批手续。